友丰书店——用书籍播种中华文化，传递中国正能量

 潘立辉先生简介：法籍华人，出生于柬埔寨，于上世纪70年代在巴黎创办友丰书店，9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至今已发行包括哲学、中医、功夫、历史、古代经典典籍、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文教材、工具书等方面1000多部著作，成为法国甚至整个欧洲探索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一块“金子招牌”。潘先生几十年单枪匹马，默默耕耘，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1997年他获得法国文化部“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获得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n访谈时间：2016年4月27日下午 巴黎6区王子街

n文字整理：周蕾，电子科技大学法语老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巴黎三大访问学者，研究课题：中国当代女作家在法国的翻译和接受。

1.根据友丰书店官网资料显示，友丰书店创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是一家专注亚洲书籍特别是中国文化典籍的出版和传播的独立书店，目前已经出版近640多册图书，是法国甚至欧洲人民了解和探索中国的一个窗口。请问潘先生，最初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成立这样一个书店的呢？

确切地说，友丰成立于1976年，最初只是一家书店，因为我本人是出生柬埔寨的华人，骨子里流淌的中国血液，所以我非常喜欢阅读中国的图书，经常去巴黎的各大书店买书来读，收藏了很多珍贵的读本，在这个兴趣的推动下，我决定开一家专门从事中国图书的书店，这就是开创友丰的初衷。到现在，我们已经出版了1000多册图书，因为有些书籍没有再版，所以具体册数不详。我太太非常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她始终认为，读书是一件好事，它让人把精力集中在这件事情上，不会去从事吃喝嫖赌等不正当的事情。1976年到1980年期间，友丰的经营状况非常困难，每天的营业额只有200多法郎，这种局面使得我们每个月基本上要亏损8000-10000法郎，要自掏腰包弥补损失，幸好有家人的支持，我们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如果不是自己对这个工作的热爱和执着，友丰书店很难维持到今天。

2.友丰这个名字是谁取的？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友丰这个名字是我丈母娘取的，“友”就是“朋友”；“丰”则表示“丰硕”。老人家认为只要朋友殷实，有经济能力购买图书，友丰书店就能维持下去。（笑）

3.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的打造，其中海外中国文化的推广和传播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战略。在这方面，友丰书店一直扮演着先锋的角色，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近几年，除了传统中国文化书籍的翻译，友丰还推出了一些在中国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的法译本，比如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严歌苓女士的《第九个寡妇》，今年年初出版的陈染女士的《私人生活》，因为我本人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和传播研究，所以我想请问潘先生，这些文本的翻译是如何选择的呢？销售额如何呢？

友丰主要从事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如哲学、中医、功夫等著作的翻译，文学书籍的翻译并不太多，每年3-4本左右。作品通常是我自己选的，我主要关注文本里的moralité（道德精神）层次的内容，前段时间国内有作者将书稿寄给我，希望我能帮他在法国出版，我读了他的书，里面充斥了太多的色情内容，也许这种书能够吸引眼球，但我不喜欢，我们不会出版这种书籍。另外，我本人非常反感一些专门写中国阴暗面，以中国之丑陋讨西方人欢心的作品，我厌恶这种做法，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揭露和抨击自己民族的弊病去迎合西方人的审美取向呢？早年台湾作家柏杨写了一本《丑恶的中国人》，我把这本书的版权买了，作者和我达成了默契，这本书今后不会出现在法国人的视野里，成为他们批判、打压中国的一个参照。我干的这个事情很奇怪，业内很多人说我是个“奇”人，和别人思考方式不一样，我就是这样的，有点像金庸先生笔下的老顽童周伯通。（笑）

至于我出版的法译本销售情况，一般都不是很大量，比如《射雕英雄传》一年就销售几百本左右吧，据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阅读过《射雕》法语本，非常喜欢。金庸先生的另一部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也正在翻译之中，加上其他的一些书籍，预计今年（2016年）友丰会出版大概80本左右的书籍。

4.中国的外文出版社从1964年就推出了《中国文学》杂志的法语版，刊载中国文学典籍、当代文学、中国艺术的文章，向海外中华文化爱好者和研究者传递中国的声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杂志在海外的推广和销售情况都不是特别明朗，直到90年代《中国文学》杂志在期刊内标明了他在法国的三个销售点：友丰书店、凤凰书店和Centenaire（世纪书店）。作为这本杂志的三个分销地之一，请问这本杂志当时在法国的影响力如何呢？2000年，因为种种原因，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传播的拓荒刊物《中国文学》停刊了，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应该说《中国文学》杂志非常有开拓精神，为喜欢中国文化的法国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当时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士基本上都是知道这个杂志的。至于你说的在90年代以前杂志没有明确表明他们在法国的销售点，这也没有关系，因为从事这个问题研究都知道在法国要买中国的图书主要就那么几种渠道，只要他们感兴趣，就会到友丰、凤凰来买。普通读者就很难说了，如果他对中国不感兴趣，你再怎么宣传他也不会买；相反，如果他是一个热衷于中国文化的人，他还是很愿意买的。

 2000年，《中国文学》杂志停刊，应该说还是存在发行渠道的问题，中国经济市场化，传媒行业的改制也学也是其中的原因吧。

5． 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潘先生认为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努力改善这种情况？

资金上是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是一个繁复的工程，译者、校对、编辑、版权都需要资金。一般我们会向中国政府（比如国家新闻出版署）或者法国政府（CNL：Centre national du livre）申请资助，比如《史记》的翻译就得到了两地政府的资助，这个申请过程也比较复杂，呈报的图书项目必须拿到了版权，找到了译者才可以，有时我们直到书籍出版时才提出资助申请。总之，这个过程没有想象中简单，如果没有一腔热忱投入，仅仅像商业出版社一样考量赚不赚钱，是没办法做下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现在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少。80年代我们书店经常有很多年轻读者，因为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就在我们书店读，有时候读上一个整天，我们也不会赶他们走。现在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能坚持阅读的年轻人非常少见。很多来法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条件越来越好，下餐馆、开好车，但是人文底蕴却不够。我回国就发现，有些国人面对别人的问候一点反应都没有，比如别人说“你好”，他却扬长而去，连个微笑都不回报，实在没有礼貌。中华文化的传承在一言一行之间，在瞬息万变的当地社会，坚守传统价值和礼仪观念更加重要。

6.依您所见，关注中国的法国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对中国感兴趣的法国人数在总体上也有上升？

应该说这几年来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法国人的确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还有读者来书店和我讨论中国问题，比如中日关系等.前来购买中国书法字帖、中文教材的法国人也越来越多。在巴黎，凡是说到中国图书，人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友丰书店的地方。现在友丰的运营情况比较良好，我们现在基本上不亏钱，甚至还赚钱。